全球青少年暴力和违法问题严重。据WHO统计，全球每年约有19.3万名15–29岁青少年死于凶杀，占同年龄组总凶杀人数的40%。青少年违法既包括校园欺凌、打架斗殴、性侵犯，也包括帮派暴力和凶杀等行为。其后果不仅是受害者的身心伤害，还会引发公共安全恐慌和社会成本上升。
犯罪问题最为严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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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该地区多国青少年暴力率极高。洪都拉斯对19岁以下儿童的杀人率超过30/10万。委内瑞拉、萨尔瓦多、哥伦比亚的青少年凶杀率也都在20/10万以上。巴西部分地区青少年犯罪也呈上升趋势——以巴西圣保罗州为例，过去10年未成年人抢劫和杀人逮捕量增长了138%。 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帮派流窜、毒品泛滥等治安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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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英国尤其是伦敦地区近年青少年持刀伤人问题突出。2023年伦敦共有21名青少年被谋杀（2022年为14人），其中18人被刀捅死。据统计，伦敦持刀犯罪案自疫情以来每年上升，总数已超过1.3万起。英国议会和媒体对此高度关注，认为这是“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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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南非开普敦等地帮派组织盛行，当地媒体甚至将卷入毒品帮派的青少年比作“童子兵”。报道指出，开普敦一个贫民区多达数百名12岁以上少年成为帮派成员，从事贩毒、抢劫等暴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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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 美国部分城市青少年帮派和枪支暴力问题也为人关注（尽管总体青少年凶杀率低于拉美）。此外，墨西哥、菲律宾等国部分地区存在青少年被犯罪组织吸收的情况。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富差距大的地区，青少年违法率往往更高。
常见违法行为类型
青少年违法行为形式多样。常见的类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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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犯罪： 如盗窃、入室抢劫、扒窃等，部分青少年为获取消费品或毒资而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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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犯罪： 青少年斗殴、持械斗争或帮派械斗，冲突往往升级为严重伤害甚至凶杀。英国多起少年刀刺案即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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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和组织犯罪： 部分地区青少年受帮派吸引，参与敲诈勒索、街头打斗、毒品交易等帮派活动。在中美洲，帮派冲突经常导致未成年人受害或参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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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 包括强奸、猥亵等。例如巴西曾发生影响全国的青少年团伙强奸案，引发社会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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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如校园欺凌、网络欺凌、故意纵火、公共财物毁坏等违法行为，也在部分地区时有报道。
社会舆论态度
各国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普遍对青少年犯罪问题高度关注，舆论态度褒贬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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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每有青少年被害或犯罪，社会舆论就会迅速发酵。BBC等媒体广泛报道青少年遇害事件，并组织专题讨论。例如，15岁女孩Elianne被刺身亡后，媒体报道当地居民悲痛哀悼，学校女孩在电视讨论中表示“上街更感不安全”。议会辩论中，议员们普遍认为政府对此重视不够，称警方执法宽松、青少年持械“几乎无需担责”。舆论中常出现呼吁加大刑罚、提高底线责任年龄的声音，但也有人指出仅靠严惩难以根治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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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当地媒体多将青少年犯罪归因于帮派和毒品问题。国际民调显示，民众普遍认为“少年帮派”是城市暴力的主要元凶。例如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遇害青少年故事频上新闻头条，社会对帮派暴力危及儿童安全表示担忧。2017年，一份报告指出中美洲青少年遇害率极高，引发各界对预防措施不足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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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暴力案件引发全国性关注。近年巴西曾多次爆出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媒体报道后往往引发公众抗议。曾有数百人聚集游行，要求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8岁降低到16岁，以更严厉惩治未成年人犯罪。但也有专家和受害者家属表示，应对根源性的贫困和教育缺失问题，而非简单修改年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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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及其他国家： 如南非媒体将青少年帮派成员称为“儿童兵”，批评治安缺失。许多社会活动家和机构也在舆论场敦促加强社区干预和青少年心理辅导。
深层原因分析
专家研究认为，青少年违法行为的成因复杂，通常与社会、家庭和个人多种因素交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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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因素： 贫困、高失业率与高青少年犯罪率高度相关。许多高暴力国家贫富差距大，青年就业机会少，导致部分年轻人走上犯罪道路。世界银行等研究指出，城市贫民窟和战乱后地区年轻人更易卷入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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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家庭环境： 缺乏早教资源和监护管理是重要风险。巴西学者指出，贫困地区孩子缺少学前教育和日托服务，很多儿童从小就“在街头长大”，未学会同理心和社会规范。WHO指出，家长监管松散、惩戒不一致、家庭低收入或父母有违法史等都明显增加青少年偏差行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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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派文化和社区影响： 在帮派势力猖獗的地区，年轻人往往为寻求“归属感”或保护而加入团伙。一旦成为帮派成员，他们易接触毒品、武器，参与帮派内部或帮派间的武装冲突。如中美洲和南非的贫民区，帮派酗酒、吸毒文化盛行，枪械流通使暴力更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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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与司法因素： 执法资源不足、司法惩处宽松也会助长违法行为。在英国，有数据表明绝大部分少年持刀案并未被判入狱（仅6.5%获得当场羁押）。类似地，中美洲一些国家警察腐败或力量薄弱，犯罪者常逍遥法外，降低了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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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心理因素： 消费主义冲击、暴力影视传媒影响，以及未成年人冲动和行为障碍等个人因素，也是潜在诱因。WHO将注意力缺陷、多动、早期吸毒等列为青少年暴力风险；社会上对暴力的某种“麻木”也使问题难以觉醒。
综上，青少年犯罪并非单一原因，往往是家庭功能失调、教育资源不足、贫困失业、帮派诱惑和宽松法律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应对措施及成效局限
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采取过多种干预措施，但成效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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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和执法强化： 一些国家加强警方巡逻、加重对青少年犯罪的刑罚（如提议降低刑责年龄、严惩帮派成员）。英国政府曾承诺未来十年将持刀犯罪率减半；巴西也曾听取民众呼声，考虑降低刑责年龄。然而单纯加大惩罚常被批评“治标不治本”。正如英国议员所言，政府历来缺乏足够勇气和资源应对此问题，法律严格了但没解决教育、就业等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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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和预防项目： 许多地方推行青少年社区项目和学校防暴教育。典型如美国芝加哥的社区帮派干预（Chicago Area Project）和英国的学校矫治方案。世行研究总结指出，这些项目若能充分投入并与社会服务结合，可帮助青少年远离帮派。但是实践中常因缺乏资金、组织协调困难或目标不明确而效果有限。例如，尼加拉瓜一次大规模警察扫荡一度降低了帮派活跃度，但很快因帮派提前预警和巡逻摩擦而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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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就业支持： 部分国家为高危青少年提供职业培训、心理辅导和学业支持，希望通过赋能降低再犯率。然而资源投入往往不足，很多青少年因辍学或辍学边缘被“遗忘”。WHO建议的“从婴幼儿开始的学前教育项目”、“父母积极教养培训”在实践中也难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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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协作： 理论上，应对青少年违法需要政府、学校、社区、家庭共同努力。一些国家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或青少年危机干预中心，但真正落实常受到机构壁垒、权责不清的阻碍。正如专家所总结，对付青少年暴力需要“综合办法，认识到暴力与贫困、不平等等密切相关”；如果只依赖一两种手段，很难根治。
总之，各国已采取法律、治安、教育和社会救助等多种措施，但由于问题根深蒂固，加之措施执行和资源投入不足，往往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成效。正如研究所言，“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必须系统性地改善家庭、学校和社区条件，才能逐步削弱青少年违法行为的长期存在。